叶剑英意思解释
叶剑英（汉语拼音：Ye Jianying；英语：Ye Jianying；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原名宜伟，字沧白，广东梅县客家人。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参加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 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 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 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 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月30 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 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其中有五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他们是：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
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
生平年谱
1897年诞生
4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名宜伟，字沧白。
1902年5岁
入雁洋堡钟傲泉私塾读书。
1904年7岁
入雁洋堡古玉泉私塾读书。
1905年8岁
转入雁洋堡怀新学堂读新学。
1908年11岁
就学于丙村镇三堡学堂（五年制高等小学，现为梅县丙村中学）。
1912年15岁
1月从三堡学堂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
冬为反对官派校长，与部分师生离开务本中学。
1913年16岁
转入梅县东山中学就读。在此期间，接触了一些宣传社会变革的进步书刊。连任两届学生会会长。秋，肄业。
1916年19岁
在与雁洋堡相邻的横山新群小学（今横西小学）任教半年。
冬离乡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寄住堂兄叶宜桐家中。后经亲友介绍，到明德小学当国文教师。
1917年20岁
夏考取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离开马来西亚乘船回到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抵达云南昆明。入讲武学校12期炮科学习，改名“剑英”。
1918年21岁
在校努力学习基础理论知识，苦练军事技术本领。树立毕业后返粤追随孙中山，做一个革命军人的志愿。
1919年22岁
12月22日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
1920年23岁
1月30日被云南督军公署授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待军政府补授实官。春，前往福建漳州，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任总司令部见习参谋。后任支队见习教官。
春加入中国国民党。
8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
1921年24岁
春父叶钻祥病逝。由汕头返回梅县故里奔丧。治丧后返回广州，在粤军工兵营任职。
10月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
冬在广西桂林担任军官教导团教官，参加孙中山为改造旧军队而进行的整训工作。不久，调任江防舰队护航第二营营长。
1922年25岁
4月率部护航，保卫孙中山大总统由桂林沿西江到达梧州。
4月12日任海军陆战队营长。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闻陈叛变，立即与陈策率部接应孙中山登上“宝璧”舰，转登“永丰”舰，继而率部跟随孙中山挺进白鹅潭，与叛军英勇作战。
6月下旬至8月初率部继续护卫孙中山。其间，曾同云南讲武堂同学张国森、蔡公武等10余人，在广州小马店曾家祠秘密集会，通电海内外，声讨陈炯明，坚决拥护孙中山。
8月上旬避居香港。联络谢良牧等继续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揭露陈炯明叛变真相。
9月与同学张国森、梁国材等致函邓泽如，请其办理南洋筹款事宜。同时，致函海外各埠同学“劝解义囊，以纾国难”。
10月在香港得知孙中山组建讨贼军的消息，赶赴福州。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总部参谋，后任第二军第八旅参谋长。
1923年26岁
1月与旅长张民达率第八旅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陈”战争。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
6月与张民达一起率第八旅进攻惠州新村叛军，歼敌3000余人。
8月与张民达一起率第八旅增援防守博罗之许崇智部，抗击叛军熊略部进攻，解博罗之围。
1924年27岁
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影响下，阅读列宁的著作和反映俄国革命的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办的书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应廖仲恺邀请，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5月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并以二师代表身份继续参加筹办军校工作。
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时直接教授兵器学课程，是深孚众望的教官之一。
在黄埔执教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未果。
7月应张民达师长请求，返回二师，率部迎击进犯广州的林虎部叛军，获胜。
夏奉廖仲恺命，到广东香洲（今珠海市）创办粤军第二师独立营，兼任该营营长。配合黄埔军校的教学，培训基层军士。
10月15日与张民达指挥二师参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28岁
1月至2月，与张民达率二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率领全师官兵英勇奋战，重创陈炯明的精锐部队，攻占潮梅地区。
3月出任梅县县长。
3月30日主持召开梅县各界民众追悼孙中山大会。
4月中旬赴潮州处理张民达的丧事。
4月27日接到香洲独立营发生兵变的消息，立即赶回香洲。抚集余众，收殓烈士，并将叛乱者10余人，由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
5月中旬奉命离开香洲，返回二师，率部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
5月26日被正式委任为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
7月兼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
8月为香洲烈士墓园中的赍志亭撰写了碑记。
9月底率新编团参加第二次东征。
10月初，率部进占淡水后，奉国民政府令改编为党军第一支队，任支队司令。
10月3日与香洲各界人士一起，为香洲兵变中遇难的烈士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并作《满江红·香洲烈士》词。
10月13日奉命留守惠州、博罗一带，维持治安。
1926年29岁
1月奉蒋介石电令将党军第一支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一军第二十师第二团，任团长，率部暂驻东莞一带。旋即升任第二十师副师长。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调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9月至10月先后与王柏龄、王俊奉命率部参加攻打南昌之役。
11月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
12月率部由南昌移驻吉安。
1927年30岁
4月起草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并参与策划吉安暴动。随即赴武汉。参加了第二次北伐作战。不久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随部队回师武汉。
7月上旬经李世安介绍，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中、下旬与贺龙、叶挺等在江西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秘密开会，通报汪精卫等打算以召贺、叶上庐山开会名义将其扣留的消息，使贺、叶及时率部开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8月初力劝张发奎放弃尾追业已撤离南昌的贺龙、叶挺部队的打算，使起义军减少了被追击的压力，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道路。不久，兼任被张发奎收编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率领教导团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发。
9月在万安第一次参加教导团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会议。劝阻部分人提出的在万安暴动的意见，主张把教导团带到广州去，在敌人心脏里暴动。
9月底抵达广州，继续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不久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单线联系，并接受其领导，秘密进行广州暴动准备工作。
10月上旬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前往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商讨广州起义问题。
10月中旬说服张发奎、黄琪翔同意把教导团调驻广州。
11月17日下令教导团参加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名义发动的逐桂之战，将桂系军队逐出广州。
11月下旬向张发奎建议守军全力出城迎击反攻广州的桂军，使广州一时成为“空城”，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极好时机。同时，促成第四军警卫团扩编，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陶剑寒（即陶铸）等人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
12月11日广州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举行。赶到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副总指挥，随即与张太雷、叶挺共同指挥战斗，迅速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地区。
12日冒着枪林弹雨，往来巡视起义军各阵地，指挥战斗。同日夜，撤离起义总指挥部。
15日化装成铁路工人，从沙面乘省港航班前往香港。
12月下旬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与聂荣臻、恽代英等人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
1928年31岁
上半年在香港与中共地下党员梁广、柯麟等人保持联系，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秋由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1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从上海启程赴苏联学习。
1929年32岁
1月抵达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同在特别班学习政治理论。在校期间，苦读俄语，学习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取名“尤赫洛夫”，并任中共特别班支部委员。
1930年33岁
秋由莫斯科经海参崴回国，到达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刘伯承等人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等资料。
1931年34岁
1月7日列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
1月下旬至4月初由上海经香港、汕头、闽西到达江西瑞金。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
4月17日奉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史编辑委员会总编辑。
5月至9月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及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连战皆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
11月底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研究确定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建立健全了参谋工作制度。
12月与朱德、王稼祥等研究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具体方案。
1932年35岁
8月上旬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的决定，主持制定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详细作战计划。
10月上旬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
11月7日任中央苏区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委。
12月11日在红军学校炮兵操场主持召开“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并讲话。
1933年36岁
2月为配合北线主力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组织东南战区各独立师、团及闽西、上杭一带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迟滞由闽入赣的国民党军的行动。并以闽西四县的地方武装为基础，扩编成立红十九军，兼任军长。
3月指挥东南战区第一、二、三纵队进攻清流县城，重创守敌3个团。
5月30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12月4日兼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
本月兼任闽赣军区司令员。
1934年37岁
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3日任中国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
4月初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
春调任中革军委第四局局长。在此期间，抵制“左”倾领导者打击、迫害干部的错误做法，保护了一些干部。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任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至12月中旬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参与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行军作战。
11月在西延山区遭敌机空袭，右腿受伤。
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局局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
1935年38岁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日夜坚守在总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处理军务。
2月28日奉命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战斗中牺牲的邓萍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作战。
3月上旬参加中革军委为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问题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三渡赤水，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
5月至6月与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继续向北急进。
7月21日奉中革军委命，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8月初主持召开红军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具体部署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
8月18日率领右路军先头部队3个团，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草地向班佑前进。
8月29日至31日与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三十军、红四军进行了包座战斗，歼敌1个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北上通向甘南的大门。
9月9日在巴西获取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密电，立即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并兼任新设立的编制委员会委员。
9月17日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攻克腊子口。
9月18日随军进驻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此整编。
10月19日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敌骑兵一部，进驻吴起镇。
10月22日出席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11月3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11月8日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参谋部参谋长。
11月下旬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2月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936年39岁
1月底，与毛泽东、彭德怀在延长县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东征作战问题。
2月下旬至4月下旬指挥抗日先锋军中路军在石楼、中阳、永和地区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配合左右两路军作战。
8月17日任洛川工作委员会书记。
8月底奉命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负责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0月至12月初在西安与张学良多次会谈，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促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
在此期间，还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与西安各界爱国人士秘密联系，并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
12月上旬由西安返延安，向毛泽东等汇报西安方面情况。
12月20日（左右）从延安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时，根据张学良的请求，以参谋长的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
23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怀有疑虑等问题。接中央复电后，立即奔走于各方人士之间，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2月25日至31日与周恩来、博古等分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研究对策。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巩固西北的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7年40岁
1月4日与周恩来、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联合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方案。
1月30日与周恩来、博古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同东北军共同作战，仍须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当晚，与周恩来、博古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
1月31日晚参加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中召开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会议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2月3日遵周恩来指示，与博古、李克农等撤到三原红军驻地。
3月8日与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就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及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红军的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等问题达成“三八”协议，报送蒋介石最后决定。
4月13日、14日奉毛泽东、周恩来电示，找顾祝同交涉西路军余部事，要顾下令马步青、马步芳不得为难即将抵达甘肃敦煌的李先念部，并要求派张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西路军人员。
7月5日在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20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对蒋介石本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应有所表示”。
7月31日以中共和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晤，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改编至8月上旬可以完毕。
8月7日与周恩来同蒋鼎文交涉，要求释放被押至西安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将黄鹄显等33名西路军营以上干部营救出狱。次日，又有210余人获释。
8月9日和朱德、周恩来飞抵南京。
8月11日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随后，被邀请出席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在会上就“政略战略”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月13日与朱德、周恩来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8月中旬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后的名称、人数、编制、正副总指挥人选以及中共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外，还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实力派商谈在南京、兰州、武汉、衡阳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处，以及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8月18日与周恩来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并保释部分同志出狱。
8月25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
9月5日应何应钦的邀请出席军政部部务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下旬与博古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南方8省区红军游击队主力改编问题。
9月27日为《时事类编特刊》题词：“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
10月下旬与博古会见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告项英，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11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叶挺商谈新四军组建及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等问题。
11月下旬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撤离南京，抵达武汉。
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与周恩来、王明、博古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12月21日任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共方面代表。
12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为合并后的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会后，与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商谈组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
12月26日和周恩来、王明、博古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
1938年41岁
1月初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
1月8日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论北方战局》一文。
1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一文。
1月13日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一文。
2月13日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题词：“大时代的中国儿童，时刻准备着加强国际反侵略阵线”。
3月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山西战局》一文。
3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
3月上旬与周恩来会见白崇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问题提出意见。
3月中旬和周恩来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同时，就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事多次与蒋介石、何应钦等谈判。
3月20日与博古、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明与陈独秀三次会见之经过，澄清托派制造的谣言。
本月到黄安七里坪游击战争训练班视察并演讲，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宣传教育。
5月初因病赴香港就医。途经广州，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广雅中学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招待会。
5月下旬同周恩来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
夏与周恩来、博古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
9月2日和周恩来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成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
10月1日在《国民公论》上发表《从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一文。
10月25日在武汉沦陷前数小时与周恩来等撤离武汉。
10月27日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辗转到达长沙。当晚，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举办的时事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演讲。
11月2日与周恩来电告项英：要改善与叶挺的工作关系，应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
同日与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11月上旬同周恩来多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宣讲抗战形势和任务。在此期间，还与张治中会晤，商谈协助国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并答应张的邀请，担任湖南省府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
11月12日出席第三厅人员在撤离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当夜，“火烧长沙”。和周恩来一起冲出火海，撤离长沙。随后，组织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工作。
11月25日至28日和周恩来出席蒋介石在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
12月3日和周恩来由衡阳到达桂林，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
12月中旬同周恩来由桂林到达重庆。
1939年42岁
1月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出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
1月13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按组织分工，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1月下旬应邀给广西学生军第二团作《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演讲。
2月10日率参加游干班的中共方面人员前往南岳。
2月15日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训练班”）正式开学。负责教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在该训练班工作期间，积极宣传持久战思想，结交许多国民党军中愿共同抗日的高级军官，影响广泛。
4月中旬陪同前来湖南南岳的周恩来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广泛会见了南岳各界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5月7日应邀出席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作《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
6月9日到达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兼任南方局军事部长。
6月10日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
7月1日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平江事件，要求迅予彻查。
7月在《战地知识》上发表《游击战线上的军事问题》一文。
8月13日在重庆红岩村主持召开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并作长篇致词。随后，写出《论平江事件》一文。
10月19日出席重庆文化界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
本月与何应钦、贺耀祖会谈，据理驳斥了国民党方面在八路军人事任免、经费用途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
1940年43岁
1月4日与何应钦再次会谈。针对何企图限制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各种要求，严正指出：国民政府应允许八路军的3个师扩编为3个军9个师；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辖地区；承认在抗日前线肩负敌后抗敌任务的解放区。
1月11日出席《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会，并讲话。
3月6日至9日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以大量事实，宣传十八集团军的抗战业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有关战区参谋长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等等污蔑，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加罪于十八集团军，制造舆论，进而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阴谋活动。这次发言得到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
3月14日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10余人。事件发生后，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派潘梓年去成都交涉。
3月由重庆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在重庆出版。
4月初和林伯渠、董必武访晤抵渝的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就有关国共两党磨擦问题进行了交谈。
6月至8月和周恩来同何应钦、白崇禧在重庆就共产党的合法存在、陕甘宁边区的承认、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扩编以及国共军队作战区域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
7月7日和周恩来致函何应钦，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制止韩德勤、石友三所部对新四军、第十八集团军的进攻。
7月17日和周恩来就国民党军陈长捷部进攻晋冀豫边区事再次致函何应钦，要求速加制止。
9月6日和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
10月4日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并专设叶剑英工作组。
11月30日和周恩来就新四军北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军令部次长刘为章进行谈判。
12月5日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电复刘为章，要刘下令停止桂军和霍守义师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
12月中旬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张冲多次进行谈判，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限期，要国民党军队停止磨擦活动。
12月24日国共两党代表就两党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叶剑英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的封锁仍不解除，那末，发生内战的责任全在国民党。
1941年44岁
1月1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民国三十年的元旦》一文。
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1月12日接到中共中央和苏北新四军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遵命北移，途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的急电后，与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提出抗议，要求急电制止。
1月13日和周恩来向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提出最严重抗议，要他们立刻转达蒋介石，要求立刻解除对新四军的围攻。
1月14日陪同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听取他对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建议。
同日和周恩来再次致函蒋介石，要他下令立即停战撤围。
1月17日获悉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新四军“叛乱”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后，和周恩来再次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1月19日主持南方局军事组人员编印成《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随后向国内外秘密散发。
本月陪同周恩来多次与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2月3日从重庆返回延安。
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2月23日致函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重申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场。
4月30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评国民党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一文。
5月5日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123周年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的报告。
6月9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向刘伯承、邓小平等发出《关于冀南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
6月组织总参谋部有关人员研究讨论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日军动向问题。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共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的重点应当放在日军南下方面，为中共中央制定战略思想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10月29日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
11月7日与王稼祥共同主持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由中央军委正式下发部队执行。
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2年45岁
2月25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
3月与朱德等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高级技术干部会议。
4月8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发出《关于由华北抽兵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
夏组织参谋部人员分析研究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及消长趋势。认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是整个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十分有利。将此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许。
11月7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苏德战争——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
12月16日在《延安日报》上发表《刘伯承同志五十寿祝》诗二首。
1943年46岁
2月7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
2月23日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25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实行军事教育革命》一文。
3月16日和20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7月出席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议，并发言。
夏国民党调动50万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为此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着重实施政治战、宣传战的方案，被毛泽东、朱德所采纳并付诸实施。迫使国民党顽固派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
1944年47岁
5月21日在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
6月9日为由重庆抵达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设宴洗尘。
6月22日向中外记者作《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8月3日同美军观察组会谈，详细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编制与装备等情况。
8月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一文。
12月16日陪同朱德总司令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会谈有关双方军事合作问题。
1945年48岁
4月23日至6月11日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24日出席由周恩来召集的在延安的南方局各有关同志座谈会，并作了发言。
10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为美军拟在烟台登陆事的郑重声明》。
11月4日为美军干涉中国内政事，发表抗议通电。
11月1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战的谈话》。
11月27日在延安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中国内战问题》的谈话，阐明了内战根源，分析了内战的前途。
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组成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
12月16日和周恩来、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等由延安飞抵重庆。在机场对记者就如何停止军事冲突、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等问题发表谈话。
12月18日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谈话。
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抵达重庆。23日，与周恩来、董必武访晤马歇尔。
12月24日与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招待文化界人士。
12月27日与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就全面停止内战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谈。
12月31日与周恩来、王若飞函复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重申中共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主张，表示完全同意于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
1946年49岁
1月5日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经过谈判，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分别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
1月10日出席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
1月11日为《新华日报》创刊8周年题词。
1月13日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等由重庆飞抵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1月15日同郑介民、饶伯森联名发布军调部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
1月21日同郑介民、饶伯森联名发布“和字”第二号命令。
1月24日至27日分别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对如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提出具体意见。
2月28日至3月6日随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视察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等地。
4月上旬国民党北平当局于4月3日拘押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等单位工作人员40余人，制造了“四三”事件。率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坚决斗争，使被捕的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等全体人员光荣出狱。
5月31日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中外舆论制止国民党当局查禁北平77家报刊的反动行为。
6月21日就阎锡山撕毁停战协定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事，向郑介民、饶伯森提交备忘录。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以30万大军向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围攻，发动了全面内战。
7月4日同罗瑞卿向各区谈判小组发出《关于在力争和平与准备自卫战争的总方针下，谈判斗争应注意事项》。
9月9日在北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
11月飞赴东北，解决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领导人选及美方在东北设联络组问题。
12月7日致函慰问陕甘宁边区前线将士。
1947年50岁
2月21日率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最后一批人员飞返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叶剑英、杨尚昆到晋西北。
3月底4月初与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率领向晋西北转移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
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
5月1日奉中共中央指示，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兼任外事组主任。
7月赴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参加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11月底，前往陕西米脂县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
1948年51岁
2月中旬在三交镇主持召开纠正临县士改偏向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3月奉中共中央指示，率领中央后委机关到达西柏坡。
5月9日任华北中央局委员、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
5月21日出席华北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华北军政大学的各项筹建工作。
5月23日到达河北省获鹿县南新城村，着手组织华北军大的工作机构及配备各级领导班子。
6月9日主持召开华北军政大学校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华北军大的任务和办校八条措施。
6月11日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认清形势与任务，坚决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努力》的报告。
7月1日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在典礼上致开幕词。
8月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的扩大会议。
12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
12月17日出席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的组成及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并作了重要讲话。
12月24日在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我们如何工作》的报告。
1949年52岁
1月1日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布《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对全市城郊实行军事管制。
1月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同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移住颐和园万寿山益寿堂。
1月29日在颐和园景福阁主持召开有傅作义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准备进行北平接管工作。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2月1日任负责北平和平接交工作的机构“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
2月2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从西郊进驻城内。
2月3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入城式，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
2月4日接管旧北平市政府机构。
2月12日出席北平市庆祝解放大会，并发表讲话，宣布了北平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六大任务。
2月21日出席北平市学生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讲话。
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接见前来北平的“南京人民代表团”和“上海和平代表团”，商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等事宜。
3月10日向北平市军管会各部门发布《关于处理旧人员和接管工作的指示》。
3月17日颁布《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税收机构令》。
3月24日前往高碑店，迎接由西柏坡北上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
3月25日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
4月1日至15日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待南京政府签字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4月7日召集城、郊区区长会议，宣布市政府关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街乡人民政府的决定。
4月14日在北平市政府新旧职员大会上发表讲话。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5月23日和彭真主持召开北平市摊贩代表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了对摊贩进行管理与整顿的具体要求和方法。
6月4日出席北平市中小学教职员代表会议。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努力提高教育能力和水平。
6月10日出席各地来北平参观工业展览的代表座谈会。
7月1日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
7月2日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致开幕词。
7月9日参加北平市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并讲话。
8月1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8月19日奉调赴华南工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8月中旬至9月上旬从北平南下，经武汉、九江、南昌到达江西赣州，与参加解放广东的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负责人以及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负责人等会合。
9月7日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制订广东战役作战方案。
9月8日与陈赓联名向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总部电告《关于解放广东作战计划》。
9月中旬连续三次主持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研究并解决了华南地区党、政、军统一协调问题，以及后勤和支前工作问题。
9月21日出席华南分局干部大会。23日在会上作综合报告，谈了任务与情况、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团结会师、加强领导等五大问题。
9月28日与陈赓联名下达《广州外围作战命令》。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委员。同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10月21日任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0月28日以广州市长兼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和慰劳参加解放广东的人民解放军军政干部。
11月11日广州军民举行庆祝解放大游行和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与方方、邓华、赖传珠、李章达等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和参加入城式的部队。
11月17日广东省军区成立，任司令员兼政委。
11月27日至12月1日主持召开广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致开幕词与闭幕词。
12月5日指挥广州市公安总局干部、部分警备部队和工人、学生对非法地下钱庄实施取缔，一举扭转了广州市金融混乱的局面。
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53岁
2月1日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军区和十五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讨论渡海作战问题。会议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
同日参加南方大学开学典礼，以校长的身份在大会上讲话，并题词：“大家同心协力，为办好一个南方大学而奋斗！培养干部，扩大影响。”
春领导广东省土地改革。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广东的实际，经过“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试点，研究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具体政策，既符合广大农民消灭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又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
3月下旬主持召开广东军区第一届剿匪会议，研究剿匪部署。
4月16日十五兵团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发起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
同日以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告海南岛国民党军官兵书》。
4月主持召开广东军区高干会议，进一步指出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向部队下达了“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命令。
5月连续主持召开广东军区剿匪会议，调整部署兵力，制定剿匪工作的原则、具体政策和方法步骤。
5月为华南分局起草《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
9月出席广东圩镇工作研究会议。在会上作题为《重视做好圩镇工作》的讲话。
9月出席华南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10月5日至16日参加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日，在会上作《目前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报告。
11月7日参加广州市海珠桥通车典礼，并致贺词。
11月21日遵照毛泽东的电示，和陶铸等到达广西省南宁市，帮助广西省委开展剿匪工作。
11月30日在广西省委扩大会议上向各地委及军分区负责人讲话，强调要有重点，有组织，有办法地开展剿匪工作，迅速地定期定额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任务。
1951年54岁
4月在广州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5月1日华南军区成立，任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
7月在中共华南分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组织性的党而斗争》的总结报告。
7月5日至14日出席华南分局召开的广东省第一届沿海工作会议。在会上，对放手发动渔民群众，开展渔业改革问题作了讲话。
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主持召开华南城市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报告。
8月27日在广州市第四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
11月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
12月21日至29日出席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广州市第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全体委员会议上，作《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动员报告。
12月26日主持召开华南垦殖局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作《大力发展橡胶事业》的动员报告，阐述发展橡胶事业对于发展工业、巩固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全力投入这一光荣事业。
1952年55岁
1月31日出席广州市第四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为彻底打退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
2月4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科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提高一步》的报告。
5月31日广东区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对广州各高校教师作动员报告。
6月29日至7月6日出席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在会上违心地作了检讨发言。
6月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8月由广州赴北京治病。
1953年56岁
5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
10月由武汉返回北京。
12月7日至次年1月26日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军若干问题》的发言，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1954年57岁
6月2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夏因病去青岛、北戴河疗养。作《青岛浴感》和《北戴河休养》诗二首。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1月9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1月30日批准颁布1955年陆军训练大纲。
12月17日至29日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就现代战争的特点及如何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作了系统发言。
1955年58岁
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5月5日至25日和徐向前、聂荣臻在河北昌黎靶场，观看了新装备防空部队的100毫米高射炮实弹射击。
6月15日在第二次全军在职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结业会议上作总结讲评。
7月5日至30日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就加强国防力量问题作了发言。
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1月组织并主持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担任演习总导演，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对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
1956年59岁
1月21日在《八一杂志》上发表《论抗登陆与抗着陆》一文。
3月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军队训练若干问题》的发言。
4月6日至5月3日参加训练总监部召开的第六次军校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5月21日出席空军党委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对如何“飞得好、打得好”问题作了讲话。
6月1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下旬出席全军军训会议和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对全军的训练计划、训练的物资保障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一文。
11月15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
本月视察西北，作《西游杂咏》组诗七首。
12月4日任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
12月31日至次年1月21日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
1957年60岁
2月13日视察陆军第五十五军，对部队训练工作作了指示。
3月15日至5月3日主持召开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
3月22日出席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在会上作《现代战争中的后勤工作》的讲话。
4月参加通讯兵竞赛大会闭幕式，对通讯兵的重要性和今后训练问题作了讲话。
7月视察兰州军区炮兵第十五师和坪城炮兵靶场。
10月15日至11月初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10月30日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
10月31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发表《向苏联军队学习》一文。
11月2日至月底和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
12月2日至1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七次全军院校会议。
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西行杂诗》七首。
1958年61岁
1月8日任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书记。
1月11日主持召开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事科学院组织系统的批示，提出院领导干部分工意见，并讨论确定了工作计划大纲。
1月22日至3月3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
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建立，随后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在同日召开的建院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军事科学院的性质、任务以及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和方法。
4月12日在无锡接见出席陆军第二十七军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要求全体军官抓紧学习，要准备随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接受最现代化的武器。
4月17日视察军事学院。18日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作题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讲话。
本月在《八一杂志》上发表《关于现代条件下的训练问题》一文。
5月27日至7月22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思想。
7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
10月10日至26日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波兰。
11月17日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12月11日在武汉主持编写条令座谈会，听取各大单位负责人对编写条令的意见。
1959年62岁
1月12日至28日主持召开全军第一次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军事科研中应贯彻“以我为主”方针等问题。
2月16日在海南岛榆林为驻守陆、海、空军干部作报告。
4月18日至29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5月30日在穿山半岛渡海登陆演习讲评会上发表讲话。
6月16日出席在大连召开的编写战斗条令座谈会，并讲了话。
7月14日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并讲了话。
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任中央军委常委。
10月23日和27日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军委常委罗荣桓、徐向前视察炮兵第六师，并观看了该师的实弹射击和技术装备。
11月7日为纪念《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发表30周年，在《八一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一文。
11月28日和朱德、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人视察装甲兵第一坦克学校。
11月30日在武汉主持召开军师团营战斗条令专业会议。
12月9日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党员干部会上，作《对战争估计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
1960年63岁
1月3日出席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就战争与和平及部队训练等问题作了讲话。
1月在武汉出席审修条令专业会议，就有关未来战争和学术研究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1月22日至2月27日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编写我军战斗条令与进一步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问题》的发言。
3月30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6月14日主持召开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与团营部分汇稿专业会议，并作了讲话。
7月22日至29日视察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市、满洲里市、达赉湖和乌兰泡子等地，听取了该盟党政军领导人的汇报，作了重要指示。作《草原纪游》组诗。
8月2日至12日视察哈尔滨、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工业及军事设施。
8月13日视察济南军区长山要塞区，并为该要塞区题词：“依靠军民团结，建成海上长城”。
8月17日至28日参加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研究全军训练规划和教学改革问题。
8月31日参加李富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参加越南国庆15周年和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4日出席军事科学院党委扩大会议，致开幕词。
1961年64岁
1月16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
1月20日至26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训练会议，并讲话。
2月10日出席广州军区训练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3月3日在军委条令验收委员会电话会议上作指示。
4月上旬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条令验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验收《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连以下步兵战斗条令》、《空军飞行条令》。15日，在总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5月19日出席海军训练会议并讲话。
5月31日出席空军训练会议并讲话。
6月5日视察军事学院。
6月7日出席陆军训练专业会议并讲话。
6月12日至7月14日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应付突然事变和军队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7月8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粟裕、张宗逊为副主任。
8月5日在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陪同下，视察第一工程兵技术学校，并作指示。
8月16日视察海军旅顺基地。
12月15日至31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越南，参加越南人民军建军17周年纪念活动。
1962年65岁
3月27日至4月16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5月29日、30日参加中央军委战略小组会议，同刘伯承、陈毅、贺龙、徐向前等元帅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
6月在军事科学院作的一次报告中，提出要“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
6月12日、13日听取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副院长张震等汇报教学工作，并作了指示。
9月20日经个人多次提议由陈伯钧任院长，李志民任政委，免兼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职务。
11月23日出席总参谋部召开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并作指示。
1963年66岁1月18日出席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的重要报告。
4月28日出席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就科学研究、军工生产与军队使用三者的关系问题作了讲话。
5月为工程兵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题词：“利我戈矛，坚我防盾。”
6月22日接见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第十一大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
9月11日出席总参谋部召开的全军军训会议，并作指示。
9月15日至29日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
10月4日出席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座谈会，并作指示。
11月17日至12月3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12月24日至27日赴江苏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组织召开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观看了郭兴福表演的单兵进攻战术和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8个课目的表演。27日，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提交书面报告，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是对人民解放军训练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
12月30日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政委王平的陪同下，视察军事学院史料处。
1964年67岁
1月1日至3日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听取了张震、王平关于学院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并决定举行比武大会。
1月21日在总参谋部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上，作了发言。
2月8日在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座谈会上作指示。
2月为欧阳海烈士题词。
3月5日、9日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军事技术表演，并接见了表演分队。
3月13日在广州接见炮兵侦察标兵王金陵，并观看了他的目测距离表演。
6月2日视察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并题词：“苦学苦练，坚我东海长城”、“船坚炮利，固我海防”。
6月10日观看海军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表演，并作了指示。
8月至10月先后观看了信阳、北京比武区和防化兵、侦察兵、炮兵、工程兵、装甲兵、海军、空军等“尖子”分队的表演，并就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普及“尖子”经验、狠抓基层训练和加强各兵种训练等问题作了指示。
10月7日在长沙政治干部学校主持召开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
11月上旬在第十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的总结大会上，就学习长沙政治干部学校的经验，以及院校整风的方针、政策等问题作了讲话。
11月25日参观全军军训器材展览会的工程兵展区。
11月28日出席全军军训工作会议，就军事训练的普及和勤俭练兵等问题作了讲话。
12月8日在南京观看南京军区参谋业务尖子部分项目的表演，并对参谋训练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2月20日至次年1月4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同时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务委员。
1965年68岁
1月4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6月9日视察空军第四高级专科学校。
7月3日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改革会议上讲话。
8月5日至20日在大连主持召开全军指挥院校教学改革会议。
8月24日视察海洋岛和大长山岛的防务。
8月29日视察海军指挥学校和海军工程学院。
8月30日接见旅顺基地各编队负责人和战役集训队全体人员。
9月在上海出席全军后勤医院教学改革会议并讲话。
9月11日、17日听取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张翼翔关于军训业务会议的情况汇报，并作指示。
10月25日担任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2月3日作《纪念王杰同志》诗。
1966年69岁
1月8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月15日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就加强战备和培养接班人等问题作了讲话。
2月7日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广州听取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关于华南地区设防规划的汇报，并就海南岛、湛江、柳州等地设防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2月24日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视察上海地区的战备工作，对上海地区的设防部署作了指示。
3月8日同贺龙到广州军区医院看望在“八六”海战中负伤的战斗英雄麦贤得，转达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关怀和问候。
5月23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8月1日至14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14日，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9日同刘伯承对部队围垦生产问题作了指示。
8月16日至23日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全军军以上机关和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作出了决定。
11月13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十万人大会”），发表讲话，对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
1967年70岁
1月5日至2月11日参加接待应邀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并同代表团团长贝基尔·巴卢库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若干军援议定书。
1月19日至20日在军委碰头会上，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1月28日与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起拟定的《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示后发全军贯彻执行。
2月11日、16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愤怒谴责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乱党、乱政、乱军的罪恶行径。
2月17日签发《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并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送回北京。
2月21日主持拟定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
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被冠以“二月逆流”的罪名，遭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围攻批斗。
3月30日出席第二炮兵党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讲话。
5月25日至6月3日主持接待应邀访华的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夫扎尔·拉赫曼·汗中将，并和拉赫曼·汗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定了军援协议。
7月8日参加援越高炮部队作战经验介绍会，就国防工业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
12月1日和徐向前听取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关于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12月4日接见来京的军队转业干部代表，传达周恩来总理对转业干部的四条指示。
1968年71岁
3月林彪、江青制造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是“黑后台”。叶剑英继续保护老干部，坚持抗争。
7月1日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3日至3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
11月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下放工厂劳动。
1969年72岁
3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与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研究国际形势，讨论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问题，并整理成《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29日，呈送毛泽东。
4月1日至24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4月28日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6月至7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研讨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并作多次发言，提出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为中央制定有关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作出重大贡献。
9月4日和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越南河内，吊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
10月奉命紧急“战备疏散”，到达湖南长沙。后辗转到湘潭、岳阳等地，在林彪一伙的冷遇、迫害下，饱受“流放”之苦。
1970年73岁
2月23日值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事件一周年，作《珍宝岛》诗一首。
6月8日时值端午节，写下《怀屈原》诗一首。
7月16日由长沙返回北京。
8月23日至9月6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
11月至次年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率工作组赴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1971年74岁
5月12日至13日视察首都防空工事。
6月19日主持谢觉哉追悼会
7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9月13日协助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并挥毫写下《斥林彪》诗。
10月3日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0月20日和周恩来、姬鹏飞同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会谈。
12月19日探视病重卧床的陈毅。作《慰陈毅同志》诗。
1972年75岁
1月6日得知陈毅逝世，特作《悼陈毅同志》诗，书赠陈毅子女。
1月10日参加陈毅追悼会。
2月21日至月底协助周恩来接待前来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并参与会谈。
4月21日参加曾山追悼会，并致悼词。
4月担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组长。
6月16日召集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等单位负责人开会，讨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问题。
8月2日观看全军反坦克武器展览和汇报表演，并作了指示，要求军、师、团干部都要亲自传帮带，办好教导队。
9月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视察七机部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
9月25日同周恩来、郭沫若、姬鹏飞等到首都机场，迎接应邀前来访华的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0月下旬会见秘鲁军事代表团。
11月5日至12月12日参加接待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并同贝·巴卢库团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军援协定。
1973年76岁
年初，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后，给毛泽东写信并特见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
8月24日至3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30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
9月21日在葫芦岛视察海军舰艇和渤海造船厂，并为223号导弹驱逐舰题词：“加强海军战斗力量，保障海防”。
10月18日接见参加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实兵演习的部队代表。在讲话中肯定了演习的经验，强调要把打坦克作为一个主要课目来研究，并要集中力量把部队打坦克训练搞好。
12月出席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问题。受命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开会“议军”，并讲了话。
1974年77岁
1月1日主持王树声追悼会。
1月19日、20日奉周恩来命令，与邓小平等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是役收回了被南越反动军队侵占的岛屿。
8月18日作《阳朔纪游》诗。
10月会见应邀访华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
11月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代表团。
1975年78岁
1月12日至19日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座谈会。
1月13日至17日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2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11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4月7日参加董必武追悼会，并致悼词。
6月会见并设宴招待朝鲜人民军友好参观团。
6月24日至7月15日与邓小平主持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强调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并有针对性地向到会人员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10月会见应邀访华的苏丹高级军事代表团。
12月会见应邀访华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1976年79岁
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
1月15日参加周恩来追悼大会。
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通知，停止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6月6日会见应邀访华的法国武装部队参谋长居伊·梅里上将和夫人。
7月6日朱德逝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
7月11日参加朱德追悼大会。
9月18日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
9月30日晚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
10月上旬与华国锋等酝酿、制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决策。6日，与华国锋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指挥，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0月7日至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并讲话。
10月24日参加首都百万军民举行的隆重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7年80岁
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军委日常工作仍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
3月10日至22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和陈云、聂荣臻、王震等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3月24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4月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
5月14日作《八十书怀》诗一首。
7月31日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8月12日至18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8日，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1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8月25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9月21日视察陆军第六十五军。
10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
11月20日在广州作《松园》诗。
12月12日至31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提出了军队建设要抓好的十项任务。
1978年81岁
2月26日至3月5日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3月1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5日，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3月15日与华国锋、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视察军事科学院。接见全院人员并题词：“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奋斗”。
同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20周年撰写的《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
3月27日为祝贺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填《忆秦娥·祝科学大会》词一阕。
5月29日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报告。
9月10日主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向会议主席团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
11月12日作《题画竹》诗。
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12月24日主持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
12月26日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于次年1月1日正式发表。
12月31日作《奔四化》诗。
1979年82岁
4月视察武汉、重庆、西安，并于12日作《访西安办事处志感》诗。
6月18日至7月1日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7月4日至8日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分别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法规。
7月11日在北京颐和园作《藻鉴堂赠画家》诗。
9月视察烟台。
9月8日作《月牙湾》诗。
9月9日作《蝶恋花·烟台行》词。
9月19日参观青岛啤酒厂，作《青岛啤酒》诗。
9月29日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取得的重大成就，初步总结了新中国建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9月叶剑英自选诗词集《远望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月为民族英雄岳飞墓（包括岳庙）题写匾额“心昭天日”。
11月分别为“白求恩纪念馆”和“柯棣华纪念馆”题词。
1980年83岁
2月23日至2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
4月28日视察深圳、珠海两市。
5月8日视察海军榆林基地。
5月13日至17日视察梅县地区。其间，回到雁洋，探望亲友和故居，作《回梅县探老家》诗。
5月上旬至7月上旬视察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等地。
7月6日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视察烟台海军部队。
8月30日至9月10日出席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8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9月15日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修改宪法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讲话。
1981年84岁
2月初作《八一年春节》诗。
9月30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和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10月4日发表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文。
10月9日出席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
1982年85岁
9月6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必须有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
9月12日、13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2月4日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大会通过的宪法，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12月下旬听取全军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汇报并作了指示。
12月29日为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题词：“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振兴中华”。
12月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
1983年86岁
1月1日为《华声报》题词：“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2月6日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题词。
2月25日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候选人。
4月《叶剑英诗词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为选集题了书名。
5月21日在住所接见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
6月6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7月为“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朱伯儒题词。
8月1日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展览”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
9月为“全军武器装备技术革新展览”题词。
11月19日突患急性高侧壁小兆型心肌梗塞，经医疗组多方抢救治疗，病情得以好转。
1984年87岁
7月不断出现高烧、呼吸困难等症状，病情加重。
1985年88岁
9月与其他63位老同志一起致函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得到全会的同意。
9月16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86年89岁
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叶剑英追悼大会。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回顾了叶剑英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革命转折关头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热情赞颂了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10月31日叶剑英灵骨由北京移送广州。
198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叶剑英灵骨安放仪式，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安放仪式。
参见
-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
带叶剑英字词语
带叶剑英字成语